东晋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，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之一，为巴蜀茶史留下了关键文字印记。书中“以茶纳贡”与“园有香茗”的记载，既被奉为茶史溯源的重要依据，也因周代贡茶的史实争议，成为学界热议的千年公案。

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载：“武王既克殷，以其宗姬于巴……茶、蜜、灵龟……皆纳贡之”，又记“园有芳蒻、香茗”。这两段文字，常被解读为西周初年巴国以茶进贡、且已有人工茶园的直接证据，将贡茶史与人工种茶史均定格于周代。然而，这一解读并非定论，部分学者提出关键质疑：常璩著书于东晋，距武王伐纣已逾千年，其记载是否为周代直接史实存疑；有研究指出，原文未明确“纳贡”与“园有香茗”的具体时间节点，可能是对巴国历史的概括性记述，而非特指周代。

尽管周代贡茶史实尚存争议，但《华阳国志》的史料价值仍不可忽视。作者常璩为蜀地本地人，熟知西南风土，其著作取材于先秦古籍与地方档案，可信度被历代学者推崇。书中“茶”与盐、铜、丹漆等战略物资同列贡单，即便非周代专属记载，也印证了茶叶在古代巴蜀的珍贵地位；“园有香茗”的表述，明确指向人工栽培茶园，结合巴蜀为茶树原产地的植物学考证，至少说明当地人工种茶的历史极为悠久 。

从佐证链条来看，巴蜀茶史的早期脉络仍可追溯。西汉王褒《僮约》中“武阳买茶”的记载，证明秦汉时期巴蜀茶叶已商品化，这显然是长期种植与利用的结果；明末顾炎武“自秦人取蜀之后，始有茗饮之事”的论断，也暗示蜀地饮茶习俗早于中原。而蒙顶山西汉植茶的传说、清宫收藏的历代川茶贡茶实物，更形成了从早期利用到贡茶制度成熟的完整传承线索 。

争议之下，《华阳国志》的记载更显珍贵。它虽未给周代贡茶提供无可辩驳的铁证，却首次明确了巴蜀地区茶叶“种植—利用—进贡”的早期形态，为茶史溯源提供了核心文献支撑。“以茶纳贡”的记载，无论具体年代为何，都揭示了茶叶从自然草木走向礼仪与政治生活的关键一步；“园有香茗”则为人工种茶的起源提供了最早的文字线索。

千年争议未决，茶香依旧氤氲。《华阳国志》的两段文字，如同茶史长河中的坐标，既标记着已知的早期线索，也留下了待解的历史留白。无论周代贡茶是否为信史，这些记载都印证了巴蜀作为茶文化发源地的核心地位，让我们在史料与争议中，更清晰地窥见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根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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