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华阳国志》与巴蜀贡茶的遥想，出处：东晋·常璩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："周武王伐纣，实得巴蜀之师……丹、漆、茶、蜜……皆纳贡之。这是关于中国贡茶最早、最可靠的记载之一。它明确指出，在周武王时期（公元前11世纪），巴蜀之地（今四川、重庆一带）就已经将"茶"作为贡品进献给周王室。

贡品的性质：作为贡品，必然需要经历从巴蜀到中原（陕西）的漫长运输与之后的宫廷贮存。这对其包装和贮藏提出了高于本地消费的要求。

我们推测的贮藏与运输方式：

首先是紧压雏形：为了方便长途运输和计量，最可能的方式是将茶叶蒸青后压紧，制成饼状或块状的雏形。虽然无直接文字记载，但从后来汉代出现饼茶，以及交通不便的客观条件反推，这是最合理的方式。紧压可以减少体积，防止在运输途中被压碎。

然后是包裹材料：可能会使用当地常见的箬叶（竹叶）、棕叶或厚布等进行包裹捆扎，以保护茶饼，并起到一定的防潮、防异味作用。

最后运输容器：很可能使用竹篓或木箱作为外包装，内部可能衬以吸湿的植物材料。

"巴蜀贡茶"的故事，将茶叶贮藏的技术需求，从个人、家庭的层面，提升到了国家贡赋的层面。它标志着茶叶开始从地方性的消费品，转变为具有政治和经济意义的物资。

这一转变，客观上催生和促进了茶叶初级加工与包装贮藏技术的第一次飞跃。为了确保贡品在抵达都城时仍保持其品质，巴蜀的先民们必须摸索出比日常晒干更为有效的处理办法，这为后来唐代饼茶的成熟工艺埋下了最初的种子。

汉代是茶叶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。"茶"字开始出现，饮茶之风在四川等地逐渐向文人阶层扩散，并出现了明确的茶叶商品化记载。与之相应，贮藏技术也出现了专业化趋势。

王褒《僮约》与"武阳买茶"的商业贮藏，出处：西汉·王褒《僮约》："烹茶尽具……武阳买茶。"

这份看似戏谑的契约，是中国茶史上里程碑式的文献。"武阳买茶"说明在当时（公元前59年）的四川，已经出现了武阳（今四川彭山）这样的固定茶叶交易市场。茶叶成为商品，意味着必须有相对稳定的品质和一定的货架期，这对贮藏提出了明确要求。

商品茶的形态：既然是买卖，茶叶必然已经过加工。结合后来的历史发展，汉代的茶很可能是制成饼茶或块茶。东汉·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释"槚"（茶的别名）为"苦荼也"，但未言形态。

《广雅》中的加工与饮用：三国·魏·张揖《广雅》："荆巴间采叶作饼，叶老者，饼成以米膏出之。欲煮茗饮，先炙令赤色，捣末，置瓷器中，以汤浇覆之，用葱、姜、橘子芼之。"

"采叶作饼"：这是关于饼茶制作最早的确切记载。虽然《广雅》成书于三国，但其描述的是荆巴地区（湖北、四川）自汉代以来的习俗。

"欲煮茗饮，先炙令赤色"：这说明饼茶在饮用前需要烘烤。反过来证明，日常贮藏的饼茶是未经烘烤的，含水量相对较高，否则无需"炙"。

我们对于汉代饼茶的贮藏推测：

贮藏状态：贮藏的是未经烘烤的、含水量较高的茶饼。这与唐代将茶饼烤干再穿封贮藏有本质区别。主要威胁：这种茶饼极易霉变。因此，贮藏的核心任务是防霉。方法与容器：悬挂通风法：很可能将茶饼用绳索穿起，悬挂于灶台、厨房等有烟火气息的上方。利用烟火的热量和驱虫作用，来保持环境的干燥和防虫。这是一种朴素而有效的"自然养护法"。

陶瓮贮藏法：使用陶瓮或陶罐存放，但为了防潮，可能会在瓮底铺上炒米、草木灰或干燥的植物茎叶作为吸湿剂。地理优势：四川盆地气候潮湿，但当地民居的"干栏式"结构或厨房的烟火气，为这种原始贮藏提供了可能的环境。

汉代，茶叶贮藏进入了"为商业而贮藏"的阶段。《僮约》和《广雅》的记载，揭示了从采摘、制饼、贮藏到饮用的完整链条。此时的贮藏技术虽然仍较原始，但已经针对"饼茶"这一特定形态，发展出了相应的办法（如悬挂于烟火处）。这为后世"微火养茶"思想提供了最原始的社会实践基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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